前些日子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与一个多年不见的医林同道相见，虽为衰年，须发尽白，二目昏花，但我们高兴得像孩子一样，握手，相拥。
我们回首初踏医途的艰苦岁月，各有惊险一幕。在聚兴之余，我写下了一首小诗，以摡述我的一次险遇。冠其名曰：《夜诊》诗曰：夜诊迷飞雪，人车落险坑。犬凶围吠厉，惊梦伴终生。
1970年在校的大学生已基本分配完毕，学校里空荡荡，一片寂静。老五届毕业生的分配方向是边疆丶厂矿丶农村。
大学有老五届之称，高中有老三届之称。老五届是指1961、1962、1963、1964、1965年入学的大学生。这五年级的学生，在校期间正是文革热烈的年月。总算毕业了，我被分配到了离故乡不远的滨县。
我在1970年7月下旬到滨县卫生局报到，张志泉局长同我作了简短的谈话，训诫说：你们这些新同志，是三门干部，出了家门进入学校门，出了学校门进入机关门。你们应当到艰苦的基层去接受改造和锻炼。
1970年7月底我来到滨县闫家公社医院上班，同来的还有两名大本和一名大专生。医院条件很差，没有伙房和水炉。用餐到公社食堂，公社食堂有一个炊事员，一口大锅，一锅多用，炒菜、煮粥、蒸干粮分时而用。
公社医院承担村医培训丶合作医疗丶诊疗疾病三项工作。医生以出诊为主。经过一年的锻炼我就习惯了出诊，近则三里远则二十里，白天尚可，就怕夜里出诊。
1971年腊月初十这天，大雪一天未止，天地一色，一片白茫茫。我想今夜肯定无事，我可安静地在煤油灯下看点书了。
想不到在九点时分竟然有人急促地敲我的门，推门一看，是一个身披蓑衣的男子，年约40岁出头。进门后向我说明，他的母亲病了，发高烧，咳喘。希望我去看一下。我问他家在哪里？他说在张王大队。我听了，心中一惊，张王离医院十八里路，在黄河大堤以南。
农友看到我有点迟疑，接着诚恳他对我说：大夫，您可一定要去一趟看看啊！我问他：路上还能骑自行车吗？有的地方还行！
我拿起卫生包，到药房带了几样可能用到的药品，推上车子同农友走出院门。这时天上雾蒙蒙的，雪花依然不慌不忙地飘着，地上已经是一片白茫，看不出地面的高低。
农友是步行来的，我只有推车与他前行，希望回来时能骑车快点。
路很长，我真有点焦急，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飞到病家，顺利完成这件任务。大约在十一点时分我们来到病家，那是一个没有围栏的院落，三间北屋，一间东屋。我们走进北屋，农友点上了小煤油灯。他的妻子介绍说：刚才喝了点水，身上还是很热！我拿出体温表给病人试了体温，体温40度，老太太时而咳几声，并低低的呻吟着。我问：有开水吗？有！有！才烧开不久，娘刚才要水来着！
我取针管包，把针头在玻璃针管上按好，在一碗白开水里将针管冲了两遍，然后抽取2毫升复方氨基比林注射液，用酒精棉球在老太太的左臂上端三角肌处擦了几下，算是消毒了，肌注药液后等待结果。因病人咳喘，肺部听诊有明显的干湿啰音，估计气管及肺有炎症存在，于是准备做皮试，给病人注射青霉素和链霉素。由于灯光太暗，验看比较困难，但幸好我卫生包里备有手电筒，借用手电较为明亮的光线勉强做好了皮试，十五分钟后，皮试无异常，于是给病人肌注了青链霉素。我坐下来静静地观察半小时，若平安无事我才能考虑返回。
农友大哥好像有愧疚似地对我问长问短，家住哪里呀？工作几年啦？我胡乱地应付着。这时我知道病人无大碍，我正暗暗忧虑返回的问题。
半小时后，试了体温，老太太烧退了，呼吸也平稳了，竟然睡着了。我问农友大哥：今晚还到医院取药吗？他说：我明天再说吧！我心里一惊，又问大哥：你这里能安排我住一宿吗？大哥说：你看我家三个大人，两个孩子挤满了坑，并且是两人一床脏被，不行啊！我没指望了，只有硬着头皮走出了大哥的家门。
从张王庒向北走二里地便是黄河大堤，我想只要上了大堤就好办了，我在心里盘算着上了大堤可能骑自行车前行了。上了大堤向西五里地便是程口村，从程口西行五里即是韩墩修防段，从修防段沿北向的渠堤走三里地下堤西行一里便是公社医院了。
因雪后路滑，我艰难地爬上了黄河大堤，上了大堤我失望了，原以为上了大堤可以骑車子了，没想到大堤上已积雪半尺厚了。已往的经验是大堤上很少积雪，大堤很高，雪花是随时被吹走的。今夜是一个无风之夜，雪花从宁静的天空撒落到宁静的地面，悄然无声。
黄河大堤有20米宽，平时车辆当公路行驶，有这半尺厚的积雪我真发愁了，上車蹬不上十米就气喘呼呼，我只有推车而行。堤坡上的树身黑影让我有点发毛。是魔鬼吗？不会有，是坏人等待要抢我的車子吗？不会！这年代没这样的坏人。周围一片寂静，我真渴望碰到一个好人，我这时最害怕的是疯子。
我看了一下手表，时间是十二点十分。手表和自行车都是新的，工作一年多了，这是我购上的两件宝物。这两件东西在当时是紧缺物资，自行车是大全鹿牌，因工作需要特批的，手表是上海牌，中国首批生产的。手表是在商业部门工作的妹妹给买的。
我走着走着，看到前面有一条北行的坝子，心里一阵喜悦，到了跟前推车下大堤，走了20米，我迟疑了，不对呀！这不是快到家的渠堤呀！渠堤没这陡呀！正在思忖，不料脚下一滑，车子和我一起翻了下去，来不及作任何思考，到底翻了几个跟头，到底滾了多远，浑然不知。最终我躺在了一个不能再翻滚的深坑里。
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冒金花。躺了很长时间，我总算平静下来，我伸手在身边触摸，我摸到了头左侧的一个树楂子，有一厘米直径粗，很尖利，像是用镰削的，我心里一惊，我不会被扎伤了吧？我摸了摸头和脸，有点湿，闻一下，倒无血腥，我放心了，帽子没了，车子在哪儿呢？
惊魂稍定，我爬起来找车子，车子竟然摔落在离我20米坡下，卫生包和帽子都在車子附近。我把车子立起来，抓住蹬脚转了转，轮子无阻挡，看来事子无大碍，虽不能骑行，能推着走也好。我辨识了一下方向，决定向西北走没错！是路不是路也辨不清，只要稍平坦点的便可推车前行。
走了大约五里路，前面像是一个村子，走近一看正是一个村庄。屋顶白，但窗户门不白，我走近轻轻地敲了敲窗子，我问：老乡这是什么压？一个年长老翁问：你是干啥的？我说：大爷，我是咱闫家医院的医生，出诊迷路啦！啊！是医生啊！向西二里地就是闫家！
快到家了，我轻松了很多。想不到刚才伏窗问路把在草堆睡觉的狗惊醒了，一个不大的狗跟在身后叫个不停。走出没有五十米，竟然有五六只狗，围上来叫个不停，狗多了，狗胆也大，越叫越凶，甚至有的咬住了我的棉上衣。我吓晕了，吓急了，吓疯了。我左手抓住车把，右手抓住车梁，提着车子前后轮起来，咬住我棉袄的狗被翘起的后车撑击中了，嗷嗷叫着跑离现场，其余的狗气馁了，狗逐渐退去。
我终于回到了医院，坐到了宿舍的床上，我一动不动，好长时间我才恢复平静。我看了一下手表，时间正好下三点，我深情地凝视着我的大金鹿自行车，自言自语地说：车子，半路上我还嫌你是累赘，想不到是你救了我的命！
不一会邻舍的石大夫过来问了我这次出诊的情况，并给提来一暖开水。频频安慰我说：没受伤就好！没受伤就好！
我脱下湿透的外衣，侧身睡下了，第二天十点才醒来，雪停了，天也晴了。